专著推荐 | 许方《昆德拉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阐释研究》 | 自由微信

专著推荐 | 许方《昆德拉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阐释研究》

中国翻译语言学通讯 2021-05-15

摘要：近年来，译学界倾向于将翻译的生产活动置于一个更为开阔的场域中加以思考，作者、译者、读者，乃至出版者都被纳入到对翻译主体的考察中来。本文以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为例，就作者、出版者与译者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信任”是昆德拉与其作品的中文出版者、译者之间建立稳固合作关系的基础，有利于保证译本质量，推进作品的传播；而“求真”是作者与译者在密切合作中对于翻译的共同追求。

关键词：作者；出版者；译者；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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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对翻译主体的考察中，我们主要关注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关于翻译的主体，国内翻译界有过深入的讨论，但到目前为止，意见还未统一。在《翻译论》一书中，许钧在“翻译主体论”一章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指出翻译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关于狭义的主体，袁莉在其《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一文中，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走近译者”的主张的影响下，认为译者是原作、译作和世界“这个阐释循环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袁莉，2002:406）。而著名翻译家杨武能则以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结合对翻译的生产过程的历史考察，在现代阐释学理论指导下，认为除了译者这个主体之外，应该还包括作者和读者。他特别指出：“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的创造的客观。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的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在前，对于原著及作者来说，他是读者；在后，对于译本及其读者来说，他又成了作者。至于原著的作者，自然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是他提供了整个活动的基础，限定了它的范围；而译本的读者也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译本和原著的价值的创造。”（杨武能，1998:227-228）这是有关翻译主体的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最近几年，译学界倾向于将翻译的生产活动置于一个更为开阔的场域中加以考察，除去以往我们研究较多的主体作者、译者、读者外，甚至将出版者也纳入了考察范围。如祝一舒在考察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中，发现出版者在翻译的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中，出版者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译本的选择，翻译文本的编辑与出版，译本的推广与传播，再到市场的开拓与读者的接受，都是出版者要考虑的问题。出版者在其中自始至终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祝一舒，2014:4）本文以此观点为参照，以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为例，就作者、出版者与译者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信任”：合力的基础

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就整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20世纪90年代为界。中国加入该公约之前的翻译，对于昆德拉来说，那是他不愿看到的一个局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时期，他的作品和所有当代外国作家的作品一样，版权没有得到保护。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在2011年赴巴黎与昆德拉商谈购买版权事宜，在他所写的访问记中，用很细腻的文字写下了昆德拉夫妇看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时的尴尬：“我告诉昆德拉，我不仅在伦敦买了《身份》英文版，还带了老早就读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也是海盗本，嗯，想不到。’昆德拉接过书，皱着眉头随便翻了一下，顺手递给维拉。维拉看看书的封面，用铅笔写上‘盗版’的字样。塑封很光滑，她写得费劲，笔迹模模糊糊。‘也许不能叫盗版本’，我试图加以辩解，说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这书就已译出。但令我感到汗颜的是，这本初译于80年代的小说，却标明1995年1月初版，而且是补充修订过的版本。”（赵武平，2003:13-14）

昆德拉夫妇对盗版的不屑是明显可见的。而赵武平的到访，恰恰是要赢得昆德拉夫妇的信任，购买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简体字出版权的新的历史时期。“信任”，是翻译过程中的基础一环。乔治·斯坦纳在其《通天塔之后》一书中，就将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阐释的运作”总结为信任、侵入、吸收与补偿四个步骤。许钧认为：“任何译者在从事阐释活动中，都有一种先验的‘信任’，相信文本中‘存在意义’，阐释活动由‘信任’始，这在实践上有人类的理解经验为基础，在理论上也为翻译的‘可行性’打开了一条通道。因为人类都有理解的需要，而对‘理解’，对‘存在意义’这一原始的信任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社会的基础。” （许钧，2003:98）这里指的“信任”，就其根本意义而言，是伦理性的。

就出版社与作者的译介出版而言，合法性是建立“信任”的基础。而对于上海译文出版社而言，该社作为中国最专业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之一，有着丰富的经验。赵武平在试图取得昆德拉信任的交谈中，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比如昆德拉夫人维拉特别看重的，就是该社“出过格拉斯，多丽丝·莱辛、福克纳和海明威。”（赵武平，2003:13）那么，昆德拉在与出版者的交流中，注重的主要是哪些问题呢？

在赵武平的访问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昆德拉特别关注其作品在中国可能的传播力度，衡量的标准就是出版的印数，就市场而言，就是销售情况。昆德拉问赵武平：“格拉斯，他的那本书，销数多吗？”紧接着又问：“你估计我的书销路如何？”赵武平对昆德拉的问题自然非常敏感，他特别注意到昆德拉是“关切地问”（同上）。考察一个作家的译介与传播情况，作品的销路是个重要的参照因素。除了作品的传播可能性之外，翻译的质量是昆德拉关注的第二个重点。而具体涉及与出版者的关系，那就是出版社会选择购买昆德拉的哪些书？具体文本的翻译会依据哪个版本？会选择哪些译者？昆德拉在与赵武平的商谈中，同样也很关切地询问翻译依据的版本是法文本还是英文本。

我们都知道，由于政治的原因，昆德拉的作品在其祖国长时间遭禁，而且其早期的作品是用捷克文创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在国际范围的译介和传播。翻译对于昆德拉而言，便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昆德拉的作品要产生国际的影响，必须有主流语言的译介，比如英语的译介和法语的译介；另一方面，对于昆德拉来说，作品的销路固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以思想见长，以探索小说艺术、探索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的作家而言，翻译的“真”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将译本的质量看作最为重要的一点。

赵武平对此显然是理解并认同的。在回答昆德拉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是不是从法文版译的问题时，他这样写道：“昆德拉对翻译质量的在乎，自然不光是因为这书是他的代表作，更是源自他对粗劣译本的忧虑和恐惧。他是无法知道，这本书的底本，正是他所厌恶的美国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美国译本花了我三个月，多么令人厌烦的三个月！反复阅读自己作品译本，并且参与校对和修订，这样的作家为数甚少，昆德拉即是其中一位。只要有细心的译者提问，无论问题大小，他都会耐心释疑。他不愿看到任何细节的错译。昆德拉示意维拉取来小说的伽利玛版本，翻到版权页，给我看上面的一行小字：1985到1987年间，作者和译者合作修订译本。他要求我们的译者，将来一定要以这个版本做底本。”（同上：14）

昆德拉对于翻译所依据的版本的选择，有着明确的态度和要求。基于他对其作品法文译本的积极参与和严格把关，他对法文译本持肯定的态度，而且在法文本上，除标有赵武平所说的上半句外，还有对翻译学者而言具有特别价值的下半句：“与捷克文本具同一的真实性。”（许钧，2007:66）要求翻译之“真”，版本的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所以能赢得昆德拉的信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社承诺，作品的汉译一律采取昆德拉所认可的伽利玛版本，并选择尊重作者、理解作者、“忠实”于作者的译者。

赵武平在回答深圳《晶报》有关出版社在处理昆德拉作品的翻译版权和译介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从2002年第一次和作者见面，到2005年《无知》的出版，这中间我和作者就翻译文本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的传真通信，累加起来二三百页是有的。对我个人而言，昆德拉对中国翻译家与出版社编辑的尊重和支持，是所有参与16部昆德拉作品中文版出版工作的编辑莫大的欣慰。”（刘忆斯，2014）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昆德拉进行了一个10年的合作之后，又于2012年签订了第二个10年的翻译版权合同。可见昆德拉与其作品的中文出版者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合作关系，这对于保证昆德拉中文译本的质量，推进其作品在中国的深度传播和持续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求真”：合力的共同目标

考察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传统的研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原文是中心，尤其是传统的文本对比，一切都会指向原文。但如我们在上文所述，在现代的阐释循环中，原文不再处于中心的位置。同时，如果要考察翻译生产的动态历史过程，我们更要考虑到在原文与译文的背后，有作者与译者的在场。在实际的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尤其涉及当代文学的译介，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的方面。许多研究在考察助推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传播的积极因素时，发现“作家与译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因素”是推进作家作品译介与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中，译者是考察的重点之一。

在作家作品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中，有很多有关作家与译者之间密切合作，深化原作理解，不断提高翻译质量的个案。就中国文学外译而言，高方就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文学译介问题，与莫言、苏童、余华、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池莉、韩少功等作家有过深入的交流。在他们的交流中，几乎每一位作家都谈到他们与译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比如池莉，她的作品在法国有持续的译介和广泛的影响，在她看来，与译者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她在与高方的访谈中，这样谈道：“我几乎和所有翻译我书的译者，都有联系。在翻译期间，联系还会比较频繁。比如德国的，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十几年来一直有比较多联系的，应该是何碧玉教授了。最初何碧玉的名字并不叫何碧玉，那时候我对法文也还很陌生。何碧玉写信联系我，名字是法文缩写，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男生，直到她在巴黎火车站接我，原来是一个苗条玲珑精致的法国女人。何碧玉身边还有安比诺教授，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还有邵宝庆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法国翻译家。他们都被何碧玉团结在一起，前前后后翻译我的多部小说。何碧玉教授的文学感觉特别细腻精准，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常常会询问我许多问题，力图让法文版更加完美。这种良好合作，对我来说，就是很理想的关系。我要说感谢都嫌轻浅，我真的很感恩。”（高方、池莉，2014:51）

看池莉的谈话，对比昆德拉与译者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共性，那就是在原文理解、阐释的层面，译者与作者之间常常会建立一种相互探讨与合作的关系。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昆德拉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英译本的修订所做的努力，还是他投入心血，与其作品的法译者一起校改译作，都充分地证明了昆德拉对于翻译质量的关注。

昆德拉对翻译质量的关注有其特殊的原因，如我们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昆德拉于国际上的文学影响和国内“经典作家”地位的慢慢形成过程中，翻译是一个根本的途径，在很大的程度上，如许钧所说，是“翻译成就了昆德拉”。昆德拉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与法文本译者的合作之中，把其著作的法文译本视为“与捷克文本具同一的真实性”的文本，这在译介史上是少见的案例，说明在文学文本的生命历程中，翻译不仅仅是原文的依附，而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拥有的新的生命。对其作品新生命的延续，昆德拉自然非常珍惜。他对于翻译问题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对自己的作品翻译的关心和投入，还表现在对一些重要的经典作家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所存在问题的关注。昆德拉对翻译有着自身的见解，他曾在作品中对译者理解原作、阐释原作和原作的再创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倾向作了分析，比如译者往往在词汇的层面有一种“同义词化”的倾向，看似是同义词的简单替换，实际上涉及的是作家意图是否得到深刻理解的有关译介忠实性的原则问题（昆德拉，2011:115）。

昆德拉探讨的翻译问题，在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被背叛的遗嘱》中有集中的表达，而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先有孟湄的译本，后又有余中先的复译。有关昆德拉与中文译者的交往情况，我们注意到，也许是语言的障碍，昆德拉与中文译者之间少有合作的记录，但是他对译文质量近乎挑剔的苛求，确是深入到每一个中文译者之心。在翻译昆德拉的中文译者中，有两位重要译者与昆德拉有过交往，一位是翻译《小说的艺术》《身份》《帷幕》的董强，另一位就是翻译《被背叛的遗嘱》《好笑的爱》《告别圆舞曲》的余中先。董强和余中先在回忆与昆德拉交往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都强调昆德拉对“自己作品翻译的重视”。董强作为译者，他是把昆德拉视为“小说大师”的，对昆德拉自然怀有一份尊重。在回忆与昆德拉交往的文章《走近小说大师米兰·昆德拉》中，董强说是在“经济上与精神上的双重危机”时刻，得知“米兰·昆德拉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EHESS)开研讨班，收博士研究生”，“聆听大师成了唯一的希望与出路”，他向昆德拉发了长信，得到他的肯定，“正式成了他的学生”（董强，2003:5），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系。翻译昆德拉，对于董强而言，必须首先理解昆德拉，懂得昆德拉。

他在回忆文章中，特别谈道：“昆德拉对于自己作品的翻译十分敏感，而且是极少数几个对翻译问题提出精辟看法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的艺术》与《被背叛的遗嘱》中都表达了他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昆德拉的文风十分独特。他一方面有善于提炼出惊人的高度凝练的哲学概念式句子的大手笔，另一方面在小说中追求一种浅显、易懂、平和的风格。这位小说圣手主要在强调解读的时候才是形式主义大师，而在语言上抱几乎古典的态度，所以才会对翻译如此高度重视。”（同上：8）在这段文字中，作为昆德拉的学生也同时作为昆德拉译者的董强，一方面把昆德拉尊为“大师”与“圣手”，带有强烈的精神认同感，但另一方面对昆德拉的写作风格与语言追求又有着清醒的理性分析。

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和译者对作者作品的深刻认识，对于译者的翻译态度、翻译方法和翻译途径的选择，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董强就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次中文版的翻译，也就成了一次考验：如何尽可能忠实地还昆德拉一个本来面目？”提问中的“考验”之说，有着不明言的译学指向，暗含着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Berman, 1984）一书中所提出的类似“异”的考验的问题。

对于如何“尽可能忠实地还昆德拉一个本来面目”，董强在理解昆德拉的基础上，“从翻译角度”，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态度”。他认为“首先，译者本身应是对西方文化的历史与体系十分了解的专家。他应当知道怎么还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一个正确的大视野。不管我们中国读者如何通过自己的聪颖与悟性，与他的小说世界如何地认同，译者还是需要一种起码的距离感，高度审慎地区分‘此’与‘彼’。” （董强，2003:5）作为译者的董强，在这里表明了译者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译者要在对昆德拉小说赖以生成的历史、昆德拉小说艺术的视野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把握昆德拉小说的特质。言下之意，就是在翻译中，不要过分地将“彼”当作“此”，拿贝尔曼的话，就是要保存异，区分“他者”与“自我”。这样的翻译态度或者说翻译观念，对翻译中识别与保存昆德拉小说的独特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在董强看来，比如，对中国读者而言，“存在”“家园”“身体”这些词语也许只是些普通的词语，但对于译者而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些“带有现象学背景与深度的词”，处理起来，要“审慎”。董强所提出的第二个基本态度是，“要将他的虚构的小说与带有理论性的随笔放到同样的价值平面上来看待。昆德拉的最大成就是对小说形式的革新，使得小说这个古老的旧瓶成了一种可以盛现代的新酒的容器。他对小说的钟情是对被他改造了的小说形式的钟情。这一小说形式使他可以顺利地将各种艺术形式都熔于一炉，可以在最抒情的爱情篇章中大段插入评论与‘离题’，在最大白话的场景中引入诗篇，等等。所以要想理解他，就必须把一些随笔与形式探讨同样看作是‘创作’，是与虚构的、有故事的小说一样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具体落实到翻译上，就是这两者的语言应当是一致的。”（同上：8）

译者对于作者的全面理解与价值把握，对于译者还“昆德拉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基本的保证，中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不同，虽然汉语与法文有许多质上的区别”，做好了董强所说的这两点，在他看来，我们就“不会背叛昆德拉”（同上）。董强作为译者，他对于如何理解昆德拉、翻译昆德拉有着明确的追求。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那些词语，如“理解”“质”“文化价值体系”“背叛”等等，涉及的都是翻译的一些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来看作者昆德拉与译者董强的关系，可以发现“忠实性”无论对于作者而言，还是对于译者而言，都是一个应该恪守的原则，是一个应该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对翻译的看重，重在其对“真”的追求。这一要求，与出版者和译者是一致的。

除了董强，译者中与昆德拉有过直接交流的，还有余中先。余中先与昆德拉的联系，也是紧紧地围绕着文本译介活动。余中先对此有文字说明：“我作为他的《被背叛的遗嘱》《告别圆舞曲》《好笑的爱》三本作品的译者，自然也跟昆德拉打过交道。不过，那只是通过信件和传真，来回提出翻译中的问题和解答。当然，昆德拉先生还在我的翻译过程中，为我寄过这三本书的英译本，希望我能有所参照。”（余中先，2005:281）余中先的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了昆德拉对译者在翻译中遇到问题时的一贯态度，余中先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信件与传真，就文本中遇到的问题，向昆德拉求教，一起探讨，来来回回，这样的关系，对推动译介活动，提升翻译质量是颇为有效的。

值得关注的是，昆德拉还向余中先寄了三本英文译本，作为参照。这一举动，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昆德拉对于翻译在其作品的生命延续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英译本，昆德拉曾经费了那么多精力，原因也在于此。多一个语种的翻译，就开拓了文本传播的另一个天地。

据赵武平介绍，昆德拉对翻译不仅仅是重视，还身体力行，把自己用法文创作的作品翻译成捷克文：昆德拉“花费很多精力，用在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的捷克语译本上面。我们知道，在伽利玛出版法文本后，昆德拉要求所有的其他语种译本，都把伽利玛的权威法文本作为翻译底本，即使捷克译本也不例外。比较特殊的是，昆德拉自己承担了自己作品捷克译本的译者——《被背叛的遗嘱》《身份》《慢》《无知》《帷幕》《相遇》和《庆祝无意义》，原作都是用法文写成的。”（刘忆斯，2014）

从昆德拉给中文译者寄英译本的举动，可以看到不同语言的翻译，哪怕翻译的质量达不到昆德拉的要求，也都有一种参照的价值。需要说明一点，《好笑的爱》的英文译者是著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罗斯的《美国牧歌》获美国最高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他还获得过美国艺术文学院文学金奖，美国国家杰出贡献奖之小说金奖。2011年，他还获得了国际布克奖。他翻译昆德拉《好笑的爱》，无论就其翻译的动机，还是其翻译的方法和特色，都有探讨和研究的必要，也确实值得关注和参照。

除了与昆德拉的来回通信，讨论翻译问题，余中先还以文学翻译家身份于2013年夏秋季节访问法国，在巴黎约见了昆德拉。在他所写的访问记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余中先与出版者赵武平、译者董强一样，都强调了昆德拉对于版本与翻译的重视。

余中先这样写道：“昆德拉对自己作品的翻译是相当重视的，他只允许翻译家从他认可的法语版本来译他的作品，而不能从其他版本转译，尤其是不能从英译本转译。”（余中先，2005:283）昆德拉的原则是明确的，而在译者与昆德拉的交流中，昆德拉对于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有着不同一般的关切。余中先与昆德拉约定在他家所在的街上的一家餐馆见面，“刚刚落座，还没来得及点菜，昆德拉便给我看了他带来的法文版《被背叛的遗嘱》，上面画了不少的绿杠杠，他说绿杠杠是这一版跟以前各版相比改动的部分。我拿出中译本给他看，他便问我是不是按他改动过的新版本译的。我说‘当然’。他或许是想验证一下，就翻开其中一页，说这是改动最多的地方，只要这一段对了，版本就算对了。我早就听说过昆德拉对其作品译本的挑剔，却没料到他会来这样一手。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便三下五除二地找到相应的中译本段落，像一个口译者，从容不迫地把自己以前从法文译过来的中文句子再回译成法文。昆德拉听了之后连说：‘没错，没错！’得到了昆德拉的认可，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也更坚定了我对翻译的信心。”（同上：282）

细细阅读译者余中先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翻译的影响或促进作用。首先，从作者的角度看，昆德拉见到译者，最为关心的便是翻译的质量。而对于翻译的质量而言，版本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昆德拉的作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时会加以修订，尤其是《被背叛的遗嘱》，有过多次或多或少的修订。昆德拉要求译者从法文本译出，还时刻关注着译文是否按最新修订版译出，说明了作者对其作品在异域的译介是非常看重且时刻关心的，拿余中先的话说，昆德拉是把这些译作“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生怕别人亏待了它们”（同上：287）。作者视译本为其作品生命的延续，昆德拉和译者的关系从实践的层面说明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割不断的血脉的联系，也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明了作者对于译者，都有着一种忠实性的“诉求”。

其次，译者与作者之间，“信任”的关系是合作的基础，也是译文质量提升的一种保证。昆德拉对译文的验证，余中先“从容不迫”地回译，建立的不仅仅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于译者而言，更是一份“信心”：对翻译质量的追求与自信。在以往对作者与译者的关系的研究中，基本是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角度加以考察的。有学者认为：“翻译家与作家、译作与原作，是翻译中的基本二元关系，由此形成了翻译家的从属性与主体性这一双重特征。”（王向远，2004:28）从我们在上文对于昆德拉与出版者和译者的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中，可以看到翻译场域中的关系更为多元。

结语

讨论作者、出版者与译者的关系，主要是围绕着翻译过程中译本转换阶段的活动展开的。从我们在上文对昆德拉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和有关译者的关系看，昆德拉对翻译的重视与有关翻译底本和翻译质量的要求，与他的创作与人生的特殊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他的作品的译介与传播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译介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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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武平. 左岸隐士米兰•昆德拉[J]. 文景，2003(4):9-15.